抗生素：现代医学的幕后英雄。

我们不仅用它们
治疗感染性疾病，

还用它们保障医疗安全——
从外科手术到化疗，

再到器官移植。

若没有抗生素，

常规的医疗程序
也会引起致命的感染。

而人类正面临着
失去它们的风险。

抗生素是一些能抑制
细菌生长的化学物质。

不幸的是，一些细菌
已经对当下所有的抗生素

产生了抗药性。

与此同时，我们又停止了
对新型抗生素的研发。

尽管如此，人类仍有望克服这一困境。

但首先，我们是如何陷入这一困境的？

青霉素是第一种
被广泛使用的抗生素，

它于 1928 年
被亚历山大 · 弗莱明发现。

在他 1945 年
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里，

弗莱明警告了世人
细菌的抗药性可能摧毁

抗生素创造的奇迹。

他说得没错：20 世纪中叶，

抗药性细菌已经开始产生。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制药企业通过研发新的抗生素

解决了抗药性问题。

一开始，这是一项非常成功
——也非常赚钱——的生意。

渐渐地，事情发生了变化。

新研发出的抗生素

通常只对少数几类感染有用。

相比之下，
第一代抗生素的适用范围非常广。

这本身不是问题，

但它确实意味着
每种药物的销量会下降——

利润也随之缩水。

早期，抗生素处方严重过量，

甚至被用在毫无疗效的病毒感染上。

对于处方的审查力度加大是件好事，
但也导致了销量进一步下滑。

同时，公司开始研发更多

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

例如血压和胆固醇药物，

之后是抗抑郁药物和抗焦虑药物。

由于患者需要一直服用，
生产这些药的利润更大。

截止到 1980 年代中期，
已经没有新的抗生素化学类别被发现。

但细菌的抗药性与日俱增，

基因信息也开始在细菌个体

甚至跨种类的细菌之间传播。

今天，一种细菌对多种抗生素
产生抗药性很常见，

而且越来越多的菌株
对所有药物都产生了抗药性。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需要控制现有抗生素的使用，
研发新的抗生素，

抑制对新老抗生素的抗药性，

并探究治疗细菌感染的新办法。

抗生素的最大消费领域是农业，

人们不仅用抗生素治疗感染，

还用它来促进家畜生长。

大量使用抗生素

增加了细菌和抗生素的接触，

从而增加了产生抗药性的可能。

一些在动物体内常见的细菌，
如沙门氏菌，也能感染人类，

有抗药性的变种也能
通过食物链传给我们，

并通过国际贸易和旅游网络传播。

说到研发新抗生素，

大自然贡献了
最具前景的新化合物。

像细菌、真菌这样的微生物
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

才在残酷的自然界中生存下来——

意味着其体内通常
含有抗生素化合物，

使其对某种特定细菌
更具生存优势。

我们也能用抑制抗药性的分子
包裹抗生素。

细菌产生抗药性的方式之一
是用自身蛋白

降解药物。

将抗生素包裹在
抑制降解物质的分子中，

抗生素就能发挥作用。

噬菌体，一种能攻击细菌
但不感染人体的病毒，

是一个很有前景的
对抗细菌感染的新途径。

同时，研发针对常见感染的疫苗，

能在第一时间防御疾病。

以上所有手段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

全世界都面临着
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

抗生素的利润太低，
以至于很多大型制药公司

都停止了研发。

其间，成功推出过
新抗生素的小公司

往往还是会破产倒闭，
比如美国创业公司 Achaogen。

像噬菌体和疫苗
这样的新治疗技术

面临着和传统抗生素一样的困境：

如果它们有效，
那么使用一次就够了，

制药公司因此难以盈利。

而且，为了避免
以后产生抗药性，

人们需要更慎重地
使用新抗生素——

这又进一步降低了
生产者的利润。

一个可能的对策是
拆解利润和销量之间的关系。

例如，英国正在测试一种新模式，

推动医疗机构定期购买抗生素。

尽管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
鼓励研发抗生素，

这些计划仍在初级阶段。

世界各国的努力
还远远不够——

但是，若能为抗生素
研发投入足够的资金，

并管控现有药物的使用，

我们仍然有望战胜细菌的抗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