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乔安娜，
她在波兰的一所大学工作。
一个周六的凌晨三点，
她起床，整理好她的背包，
奔波了一千多公里的路程，
只为了和一个陌生人进行一场
政治辩论。
他叫克里斯多夫， 是一位德国的客户经理。
这两人素未谋面。
他们只知道他们 对于欧洲政治、移民、
和俄罗斯的关系等话题， 观点完全相左。
他们争论了差不多一整天。
之后，乔安娜发给我了一封 有一些恼人的邮件。
“这真的很酷，我享受 这过程的每一分钟！”
（笑声）
这是来自英国的汤姆 和来自德国的尼尔斯。
他们也是陌生人，
他们都是当地足球俱乐部的球迷，
各位可以想见，也就是多特蒙德 和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
他们在足球的发源地见面，
位于剑桥的某块平原上。
他们并没有在争论足球，
而是在讨论英国脱欧（Brexit）。
在讨论了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也发给我了一封 完全出乎意料的邮件。
“太美好了，我们两人 都很享受整个过程。”
（笑声）
2019 年的春天，
来自 33 个国家的超过 17000 欧洲人
报名来进行政治辩论。
数千人跨越国界， 去见一个有着相反观点的陌生人，
他们都是“欧洲说”这个项目的一份子。
如今，与意见不同的人讨论政治
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不仅是在欧洲。
家人会因此撕破脸， 朋友之间陷入沉默。
我们待在属于自己的气泡中。
而这些所谓的“过滤气泡” 被社交网络进一步放大，
但是它们本质上来说 并不是数字产物。
“过滤气泡”一直存在。
它在我们的脑中。
许多研究不断显示，
我们会忽视与我们 所持观点相左的影响。
所以纠正假新闻 当然是有必要的，
但是光这样还不足以
让分裂的社会进行自省。
幸运的是，至少根据一些研究，
也许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来获得新的视角：
和不同意你的观点的人
来进行一对一的交谈。
这让你能以全新的视角 看待这个世界，
透过别人的视角。
我是《时代在线》的编辑，
这是德国最主要的电子新闻机构之一。
“欧洲说”的这个项目的前身， 最初只是个小小的编辑测试。
和诸多记者一样，
我们无法不去关注 川普和英国脱欧，
而德国也正在分裂之中， 尤其是关于移民的议题。
2015 和 2016 年， 超过百万的难民的涌入
以某种方式主导了这场辩论。
当时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 即将进行的 2017 年选举时，
我们明确的知道，需要 重塑我们处理政治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些数字怪才
想出了许多奇怪的数字产品的点子，
其中之一就是 Tinder （约会APP) 的政治版——
（笑声）
一个面向政治相左者的约会平台，
一个联结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工具。
我们决定测试一下，
推出了技术人员称作的 “最简可行产品”。
这非常简单。
我们叫它 “Deutschland spricht”—— “德国说”——
并于 2017 年 5 月开始推出。
它真的很简单。
我们主要使用了谷歌表格，
在座的各位都会使用的 进行在线调查的工具。
我们的问卷中包含着 像这样的简单问题：
“德国接受了过多的难民吗？”
你可以选择是或者否。
我们会问更多的问题，比如 “西方是否公平的对待了俄罗斯？”
或是“同性恋可以结婚吗？”
如果你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会再问一个问题：
“嘿，你想和一位与你意见 完全相左的邻居见个面吗？”
（笑声）
这真的是个非常 简单的实验，没什么预算。
我们预估会有百来个人报名，
然后我们计划人工将他们配对。
一天之后，一千个人报名了。
几个礼拜之后， 一万两千个德国人报名
想要见见持有不同意见的陌生人。
我们遇到了麻烦。
（笑声）
我们采用了一种快速且粗糙的算法，
能找到最完美的 Tinder 配对，
像是居住的尽可能接近， 但是对同样问题的答案
尽可能相反的人。
我们通过邮件介绍他们。
你们可能也想到了， 我们有许多顾虑。
也许没人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也许现实中的讨论会变得很糟。
也许我们的数据库中 有个斧子杀人犯。
（笑声）
但是在 2017 年 6 月的一个星期天，
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成千的德国人成对相见， 和平地讨论了政治问题。
像是阿诺。
他曾经是一名警察，反对—— 或是以前反对——同性婚姻，
以及安娜，她是一位 与女性处于同居关系的
工程师。
他们对所持观点不同的议题
进行了数个小时的讨论。
在某一刻，阿诺后来告诉我们，
他意识到安娜因他对于 同性婚姻的观点而受到了伤害，
他转而开始质疑自己的假设。
在讨论了三个小时之后，
安娜要求阿诺来她的夏日聚会，
在几年之后的今天，
他们依旧会偶尔见面， 还是朋友关系。
我们的算法还配对了 比如说这个法警。
他还是德国右翼民粹政党 AfD （选择党）的发言人，
配对对象是位孕妇顾问。
她曾经是绿党的积极分子。
我们甚至配对了 这位教授和他的学生。
（笑声）
这就是算法。
（笑声）
我们还配对了岳父 和他自己的儿媳，
因为，显然他们住得很近， 而又持有不一样的观点。
我们的一般原则是，
我们不会观察记录这些讨论，
因为我们不想让人们进行表演。
但是我破了个例。
我自己也参加了。
我在柏林的潮流街区 普伦茨劳贝格区
见到了莫尔科。
这是我和莫尔科讨论的场景。 莫尔科不想出现在画面里。
他是个年轻的设备操作员，
他就像我们区域的其他嬉皮士一样，
留着胡子，带着便帽。
我们交谈了几个小时， 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人。
尽管我们对大部分的话题
都有着不同的观点——
也许除了女性权利，
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看法——
这是场很不错的对话。
在交流后，我上网查询了莫尔科。
我发现在青年时期， 他曾是一名新纳粹。
所以我打电话给他，问他，
“嘿，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呢？”
他说，“我没告诉你是因为 我想让这件事情过去。
我只是不想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我曾经认为有着这样历史的人 不可能会改变，
而现在我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假设了，
就像众多给我们发送邮件和照片的
参与者一样。
目前我们还没有碰到任何暴力事件。
（笑声）
我们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因此喜结良缘。
（笑声）
但是，至少我们十分兴奋， 并想再做一次，
尤其是在 2.0 的版本中，
我们想扩大参与者的多样性，
因为在第一轮中， 参与者主要是我们的读者。
所以我们接受了竞争，
让其他媒体参与了进来。
我们通过 Slack （团队沟通 APP）软件协作。
这场涉及 11 个主要 德国新闻媒体的在线合作，
绝对是德国史上的第一次。
参与者数字翻倍了： 这次有两万八千个人申请。
德国总统——
他在这张照片的中间——
是我们的赞助人。
所以，2018 年的夏天， 数千个德国人又一次见面，
与持不同观点的陌生人对话。
有些配对被我们邀请到柏林 参加一场特殊的活动。
在那里，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 “德国说”的象征。
照片中的人是 汽车司机兼拳击教练亨利克，
以及儿童帮扶中心主任安格伯特。
他们对我们问的所有七个问题 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在这天之前他们从未见过面，
他们进行了一场十分紧张的交谈，
但两人似乎又十分
相处得来。
所以这次我们还想知道
这种对话是否对参与者有任何影响。
所以我们让研究人员询问了参与者。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觉得 他们从对方的观点中
学到了一些东西。
百分之六十的人同意， 他们的观点变得接近了。
根据研究人员， 在谈话过后，对于社会的信任
似乎也变高了。
90% 的人说， 他们很享受他们的对话。
10% 的人说， 他们不享受这场对话，
这仅仅是因为，其中8% 的人 的配对并没有出现。
（笑声）
在“德国说”之后， 许多国际媒体和我们进行了接触，
这次我们决定构建一个 严肃且安全的平台。
我们称之为“国家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国家说”已经被超过
十几个地方和国家级活动使用了，
像是比利时的“比利时说（Het grote gelijk）”， 或是芬兰的“芬兰说（Suomi puhuu）”，
或是英国的“英国说（Britain Talks）”。
像我最开始提到的， 我们也与 15 个国际媒体伙伴一起
推出了“欧洲说”，
从英国的《金融时报》到 芬兰的《赫尔辛基时报》。
成千的欧洲人与 从未谋面的陌生人见面，
来讨论政治。
截止到现在，我们已经 被超过 150 家国际媒体接触，
也许有一天会有 像是“世界说”这样的东西，
拥有成百上千的参与者。
但是重要的不是数字，
这显而易见。
重要的是……
当两个人见面， 当面谈论数个小时，
没有旁人听着，
他们会改变。
我们的社会也会改变。
他们会一点一点的改变， 随着讨论改变。
重要的是我们会重新学会
如何进行这样的面对面讨论，
和一个陌生人的讨论，
没有旁人在听。
不仅是和我们通过政治 Tinder
介绍的陌生人，
还包括和酒吧、健身房 或是会议上的陌生人讨论。
所以，请找个人见个面，
进行一场辩论，
好好享受吧。
谢谢。
（掌声）
哇！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