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气，呼气） 我以前并不靠音乐谋生。 自从我五年前 从一所正派的文理学院毕业起 这是我白天的工作。 我是一座个体经营的、名为“8英尺新娘”的活雕像， 我喜欢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工作。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 这些怪人在真实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家好。 我每天把自己涂白，站在一个盒子上， 在脚边放一顶帽子或者一个罐子， 如果有路过的人向里面投钱 我递给他们一朵花，并且和他们进行强烈的眼神交流。 如果他们没有收下花， 我就表现出悲伤和充满渴望的样子 看着他们慢慢走远。 （笑声） 我与人有着最深层次的接触， 尤其是那些看起来 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与人交流的孤独者 我们共享一个美好的时刻 城市街道上可以发生的一次漫长眼神交流， 我们都感觉好像有点爱上对方。 我的眼睛会说，“谢谢。我看到你了。” 他们的眼睛则会说， “从来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谢谢你。” 有时候我会被骚扰。 开车路过的人从车里对我大喊。 “找份工作去！” 我的反应是“这就是我的工作。” 但是这让我很伤心 因为这让我感觉我的工作不正经 不公平和可耻。 我没想到站在这个盒子上以音乐谋生的经历 竟会是有如此深刻的教育意义。 经济学家们你们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兴趣， 我的收入其实相当稳定， 因为我没有固定的顾客 这一点让我自己也非常吃惊 我一般周二挣60美元，周五挣90美元。 我的收入是稳定的。 同时，我还在本地巡演 与我的乐队the Dresden Dolls一同在夜店演出。 这是我在弹钢琴，旁边是一位天才鼓手 我还搞歌曲创作， 我们的收入逐渐增加，最终，我不需要再做活人雕塑赚钱了， 我们开始巡演之后 我依然不想失去这种 与人直接交流的感觉，因为我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表演结束之后一定会签名 拥抱我们的歌迷，和人交流互动， 我们将请求他人给予帮助或加入我们的过程 变成了一门艺术，我会找来当地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在我们的演出门口表演， 他们会传递一个帽子， 随后他们进入演出场馆和我们一起登上舞台 也就是说，我们有着不断更替的、各种各样的、随机的、古怪的表演嘉宾。 后来，微博（Twitter）的出现 让事情变得更加神奇，因为 我可以在任意时间和地点提出任何要求。 我可能会需要一架钢琴练习， 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在歌迷的家里弹琴。这件事发生在伦敦。 在世界各地都有人 把自己做的食物送到我们的后台并和我们一起吃。这是在西雅图。 如果我临时决定搞一场即兴的演唱会， 在博物馆、商店或者任何其它公共场所工作的歌迷 就会向我们发出邀请。 这是奥克兰的一家图书馆。 周六我发微博希望有人为我提供木板箱和帽子， 因为我不想把它们从东海岸带到这里， 最终来自纽波特比奇（Newport Beach）的Chris 为我提供了这两样道具，他也向大家问好。 我曾经发微博问墨尔本哪里有卖洗鼻壶（neti pot）？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开车 直接把它送到了我在的咖啡馆里， 我给她买了一杯沙冰 我们坐在一起聊护理和死亡。 我喜欢这样幸运的、随机的亲近感觉 因为我常常做沙发客。 在大房子里，我们的每一位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房间， 但是没有无线网，在朋克乐迷占据的废弃房屋里， 所有人都睡在一间房间的地板上，没有卫生间 但是有无线网，这一优势第二种方式成为了更好的选择。 （笑声） 我的团队曾经把车 停在一个非常贫穷的迈阿密社区 我们发现当晚招待我们的是一个 依然与父母同住的18岁女孩， 他们一家人都是来自洪都拉斯的非法移民。 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 都睡沙发，她和她妈妈挤在一起 让我们睡他们的床。 我就躺在那里想， 这些人拥有的东西这么少。 这样公平吗？ 早晨，她妈妈教我们做 玉米薄饼（tortilla），还想给我一本《圣经》， 她把我叫到一边，用支离破碎的英语对我说， “你的音乐对我女儿的帮助很大。 谢谢你能住在这里。我们都很感激。“ 然后我想，这就公平了。 是这种过程。 几个月之后，我在曼哈顿 发微博希望找一个过夜的地方，午夜时分 我在下东区（Lower East Side）按一户人家的门铃，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借宿过。 我以前一直和我的乐队或者团队在一起。 这是不是愚蠢的人做的事情？（笑声） 愚蠢的人是不是就是这样死的？ 我还没来得及改变主意，门就打开了。 她是一位艺术家。他是路透社的一位金融博客写手， 他们给我倒了一杯红酒 让我洗澡 我经历过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夜晚。 所以我常常做沙发客，也经常人群冲浪（从舞台上跳下，被观众接住）。 我认为做沙发客和人群冲浪 其实是一个概念。 落入人群中 和信任他人。 我曾经问一支为我们开场的乐队 他们愿不愿意到人群中去，传递帽子 筹一点额外的钱，我经常这样做。 和往常一样，乐队非常兴奋， 但是其中有一位成员告诉我 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这样做。 拿着帽子站在那里感觉实在是太像乞讨了。 我意识到这种恐惧就是我想到“这公平吗？”和听到“找份工作去！”的时候的感受。 同时，我的乐队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们和一家主流厂牌签约。 我们的音乐是朋克和卡巴莱(cabaret)的集合体。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也许你会喜欢的。 签约之后，公司举办了大量的宣传活动为我们的新唱片造势。 唱片推出之后仅仅几周就卖出两万五千张， 但是我们的厂牌认为这是一张失败的专辑。 我当时就说，“两万五千张，不是很多吗？” 他们说，“不，销量在下降。这是一张失败的唱片。” 随后他们就抛弃了我们。 与此同时，一次演唱会结束之后，我为歌迷签名与他们拥抱的时候 一个人走上前来 给了我一张10美元的纸币， 他说： “不好意思，我从朋友那里翻录了你的CD。” （笑声） “不过我读了你的博客，我知道你不喜欢你的厂牌。 我希望你收下这笔钱。“ 这样的事情现在常常发生。 我们的演唱会结束之后，我变成了那个收集钱币的帽子， 我就站在那里，接受人们的帮助， 和之前开场乐队的那个成员不同 我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谢谢。 那一刻我决定 我要抓住可能的机会 在网上免费共享我的音乐。 当时Metallica正在声讨（音乐分享网站）Napster 而我Amanda Palmer却在唱反调，鼓励 BT、下载、分享，但是我会请求人们的帮助 因为这种方式在街头是行得通的。 所以我和厂牌斗争，结束了合作， 并与我的乐队the Grand Theft Orchestra， 我开始在人群中融资。 我纵身一跃，跳入我建立的成千上万的联系之中 我请求人群接住我。 我的目标是十万美元 我的歌迷们为我提供了一百二十万， 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音乐人群募资。 （掌声） 可以看出有多少人参与了募款。 大约两万五千人。 媒体会问，“Amanda， 音乐产业在衰亡，而你鼓励盗版。 你是如何让这么多人为音乐付钱的？“ 我真正的答案是，我并没有逼迫他们，我所作的是请求他们。 通过请求他人帮助 我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情感相通之后，人们就愿意帮助你。 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这似乎不合逻辑。 他们不愿意请求帮助。 不过这并不容易。开口提出请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很多艺术家都不愿这样做。 请求帮助可能会让你很脆弱。 Kickstarter（为创意项目募资的平台）上的项目发展壮大之后 我继续在人群中募资的行为 在网络上招来了很多批评。 尤其是邀请喜欢我们音乐的音乐人 上台与我们一同演唱几首歌曲 换取门票、啤酒，加深感情 这是某网站刊登的一张 处理过的我的照片。 这种受伤的感觉很熟悉。 人们说，”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 再这样请求帮助了，” 这让我想起那些在车里对我大喊“找份工作去。”的人们 他们没有和我们一起站在人行道上 他们没有见过 我和人们的交流， 一种我们认为公平，他们却从未体验过的交流。 这是一项不宜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工作。 这是在柏林举办的Kickstarter赞助者派对。 派对结束之前，我脱光了衣服让人们在我身上画画。 我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们，如果你想体会 信任陌生人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觉 我推荐这种方式， 尤其是这些陌生人都是醉酒的德国人的时候。 这是与歌迷交流的最高级别， 因为我真正传达的信息是， 我就是这样信任你们。 我应该这样做吗？用行动告诉我。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 音乐人、艺术家是社群的一部分 他们促进沟通，开拓新领域，不是无法触及的明星。 成为名人意味着有很多人从远方爱你， 然而因特网 和我们在网络上自由共享的内容 拉近了名人和支持者的距离。 现在则是一小部分人近距离的 为你提供足够的支持。 很多人不理解没有标准定价 这个概念。 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不可预料的冒险，但是我所做的事情 Kickstarter，在街头募款，按陌生人的门铃 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是风险。 我认为它们是信任。 现在，网络工具让这种交流 像在街头请求帮助一样简单和自然， 它们即将实现这种转变。 然而如果我们无法直面彼此 无所畏惧的给予和接受 完美的工具也无法帮助我们， 然而，更重要的是 不因请求帮助而感到羞愧。 做音乐的过程中，我一直希望 能像我站在盒子上的时候一样 与不同的人相遇 所以我的博客和微博上不仅有我们的巡演日期 我们的新音乐录音带，还有我们的作品、我们的艺术 我们的恐惧、宿醉和错误 这样我们就能真正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当我们真正建立这种联系时， 我们就希望互相帮助。 我认为人们花了大量的精力试图解决错误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如何强迫人们付钱购买音乐？” 我们应该问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如何让人们主动为音乐慷慨解囊？” 谢谢。 （掌声）